天冷了以后，院子里的枣树掉光了叶子，光秃秃的枝丫伸着，像一个人把手臂举起来，举了很久，放不下去了。
晨光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洗脸，不是吃饭，是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一摸那封信。信还在，纸已经软得不像纸了，像一块布，像一层皮，像长在口袋里的什么东西。有时候他摸着摸着会突然害怕起来，怕信会长了脚自己跑掉，怕纸会化掉，怕字会自己从纸上逃走。他把信掏出来展开看，字还在，小小的，挤挤的，好好的，一个都没少。他就又折好放回去，手从口袋里抽出来，去做该做的事。
丽媚开始做棉衣了。每年冬天她都要做棉衣，给晨光的，给王飞的。王飞的那件去年做的还挂在柜子里，新的又做上了。她坐在枣树下面，把棉花一层一层地铺在布面上，铺得很匀，很薄，像雪落在地上，薄薄的一层，但很密实。她做得很慢，比往年慢很多，一朵棉花一朵棉花地撕开，扯松，铺平，再撕开，再扯松，再铺平，好像这些棉花永远都撕不够，好像她希望这件棉衣永远都做不完。
晨光蹲在旁边看着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妈，我爸在南边，用不着棉衣，他信上说了，那边冬天不用穿棉袄。”
丽媚的手停了一下，棉花从她指缝里漏出来，细细的，白白的，像一小片一小片的云。她没有说话，继续铺棉花，铺好了，拿起针线，开始缝。针脚很密，很小，整整齐齐的，像一队一队的小蚂蚁，从布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，从那一头爬到这一头，爬了一行又一行，把布和棉花缝在一起，缝得紧紧的，缝得分都分不开。
晨光站起来，走到院门口，靠着门框往外看。
巷子里没有人。地里的麦子已经收了，种了冬小麦，还没长出来，地是空荡荡的，黄褐色的，像一张很大的纸，上面什么都没写，什么都没有。远处的村子也是一样，灰扑扑的，安静得像没有人住。偶尔有一只狗叫几声，叫完了更安静了。
邮递员每天下午都会从村口经过。绿色的自行车，绿色的帆布包，车铃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。晨光每天下午都站在院门口等，等那辆绿色的自行车从远处过来，经过村口，然后走远，拐个弯，不见了。邮递员从来没有在院门口停下来过，没有按过铃，没有从帆布包里掏出过黄色的牛皮纸信封。他每天都来，每天都走，和每一天一样。
李小军来了。他穿了一件新棉袄，蓝色的，有点大，袖子卷了两道，露出里面的棉花，白白的，新的，和他这个人一样，哪里都是新的，新得有点不自在，走路的时候手都不知往哪里放。
“我爷说，”他站在院门口，手插在棉袄口袋里，两只脚并在一起，像一棵栽下去没多久的树，“过几天村里要放电影了。”
“放什么？”晨光问。
“不知道，反正是打仗的。我爷说每年冬天都要放，给社员看的。”
晨光没有说话。他看着远处的天，天灰灰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连鸟都没有。
“你爸有没有来信？”李小军问。
“没有。”
李小军点了下头，把脚在地上蹭了蹭，蹭了两下，说：“我爷说，一封信要走很久很久才能到，从南边到这边，信要走的路比人走的路还长。信不会说话，不会问路，走错了就走错了，丢了就丢了，所以有时候一封信要走几个月，走半年，走一年，走着走着就不见了。”
晨光看了他一眼。
李小军也看了他一眼。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，像两颗石子碰在一起，叮的一声，很脆，很轻，然后就分开了。
“你爷说的？”晨光问。
“我爷说的。”李小军说。
李小军走了。他穿着新棉袄走了，袖子卷着，露着白白的棉花，走路的时候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，肩膀缩着，像一个很小的老头，走在很大的天地之间，走得很慢，很小心，怕摔了。
晚上，晨光躺在炕上，盯着屋顶看。屋顶是苇箔的，苇箔上面是泥，泥已经干了，裂了一些缝，细细的，像蜘蛛网。他盯着那些缝看，看久了，那些缝好像动了起来，像一条一条很小很小的路，从这里通到那里，从屋顶通到墙上，从墙上通到窗户上，从窗户上通到外面的夜里，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通到南边，通到一个他没去过、没见过、想都想不出来的地方。
他翻了个身，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。信还在。他把信掏出来，攥在手里，攥得紧紧的，像是怕人抢走，又像是怕自己松开手，信就会飞走，像一只蝴蝶，像一片叶子，像所有那些很容易就飞走了再也回不来的东西。
“妈，”他说。
丽媚在隔壁屋里，没有应声。
“妈，”他又叫了一声。
“嗯。”丽媚应了，声音不大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，又像是从很近的地方传来的，近到就在耳朵边上，但就是看不清她的脸，摸不着她的人。
“我爸下一封信什么时候来？”
没有声音。
“妈？”
“会来的。”丽媚说。还是那种声音，不大，很稳，像是把这三个字放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放在那里就不会丢，不会坏，不会变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这三个字都在那里，好好的，和原来一模一样。
晨光把信贴在胸口上，闭上眼睛。信是凉的，凉的像一块石头，凉的像冬天的井水，凉的他哆嗦了一下。但他没有松手，他把信攥得更紧了，用胸口的温度把它捂热，一点一点地捂，慢慢地捂，捂到信不凉了，捂到信和他的身体一样热了，捂到分不清哪是信的温度哪是他的体温了，他才慢慢松开了手，把信放在枕头底下，和丽媚放的那封放在一起，两封信挤着，挨着，像两个人坐在一起，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，坐一整夜，坐到天亮。
夜里起了风，很大，枣树的枯枝被吹得咔嚓咔嚓响，像有人在外面走路，踩断了树枝，踩碎了什么东西。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叫，像一个人在哭，哭得很小声，不想让人听见，但还是听见了。
晨光没有睡着。他睁着眼睛，听着风声，听着树枝断的声音，听着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被风吹倒了、吹翻了、吹跑了的声音。他想，风会不会把信吹走？风会不会从门缝里钻进来，钻到枕头底下，把两封信都卷起来，卷到屋顶上，卷到天上，卷到南边去？风这么大，什么都能吹走，什么都能吹跑，一封信算什么，一个信封算什么，几个字算什么，风一吹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他坐起来，把枕头掀开，把两封信都拿了出来，攥在手里，两只手攥着，十根手指头绞在一起，绞得紧紧的，指关节都发白了。风还在吹，呜呜地叫，但信在他手里，风吹不走了，风吹不跑了，风再大都吹不走了。
他攥了很久，攥到手酸了，攥到手指头都麻了，才慢慢松开，把信放在枕头底下，躺下来，闭上眼睛。这次他睡着了，睡着之前他想了一句话，想了几个字，那几个字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，转了很久，像一片叶子在风里转，转着转着就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，连叶子长什么样都忘了。
那几个字是：等挣够了钱就回来。
天亮了以后，风停了。枣树的枝丫断了好几根，横在地上，细细的，干干的，像一个人的手指头被掰断了，扔在那里，没有人管。丽媚把断枝捡起来，堆在灶房门口，留着当柴烧。她捡得很仔细，一根一根地捡，长的放下面，短的放上面，堆得整整齐齐的，像一捆柴火，但比柴火细，比柴火干，比柴火轻。
晨光蹲在灶房门口，看着她捡。
“妈，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说我爸在南边，南边是什么样的？”
丽媚直起腰来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看了看，放在柴堆上，拍了拍手上的土。她看着远处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没去过，不知道。”
“信上说他那边天气热，冬天不用穿棉袄。”
“嗯。”
“那他会不会想家？想咱们？想枣树？想麦子？想冬天的雪？想咱们这边冷冷的风、干干的树枝、灰灰的天？”
丽媚没有回答。她走进灶房，舀了一瓢水，倒进锅里，盖上锅盖，开始烧水。她蹲在灶膛前面，往里面添了一根柴火，火苗舔着锅底，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的。她看着火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水烧开了，锅盖被蒸汽顶起来，噗噗地响，她才站起来，揭开锅盖，水汽一下子涌上来，把她的脸遮住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晨光站在灶房门口，看着那些水汽从锅里升起来，升到屋顶上，散开，不见了。水汽是热的，扑在脸上，湿湿的，暖暖的，像一个人的呼吸，像一个人站在很近的地方，对着你喘气，你看不见他，但你感觉得到他，他在那里，就在那里，很近，近到你能感到他的体温，近到你能听到他的心跳。
“妈，”晨光说，“我想给我爸写封信。”
水汽散了。丽媚的脸露出来了，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水汽还是别的什么。
“你会写字？”她问。
“会几个，”晨光说，“李小军教我的，他爷教他的，他爷以前是账房先生，会写很多字。”
丽媚没有说行，也没有说不行。她从锅里舀了一碗水，放在灶台上，凉着。然后她走到里屋，打开柜子，翻了翻，翻出一个本子，粉红色的封皮，上面印着一朵花，花已经模糊了，看不清是什么花了，纸也黄了，边角卷起来了。她把本子放在灶台上，又翻出一支铅笔，很短，短得都快握不住了，铅笔头上都是牙印，像被什么东西啃过。
晨光拿起本子，翻了翻，里面是空白的，一行字都没有。他把本子翻到第一页，把铅笔削了削，用菜刀削的，削得很慢，很小心，怕削断了，怕削到手。削好了，他坐下来，把本子放在膝盖上，看着空白的纸，看了很久。
铅笔举着，举了半天，一个字都没写。
他想了想，又想了想，想了很久，然后写了一个字。
“爸。”
这个字写得不怎么样，歪歪扭扭的，爸字的巴写得太小了，像个没长开的瓜，巴上面的那根竖写得太长了，像一根棍子戳在那里，戳得不对，戳歪了，把整个字都戳倒了。
晨光看了看这个字，觉得不对，又觉得对了。他想写的就是这个字，写出来就是这样的，歪也好，倒也好，它就是爸，就是那个字，就是他要写的第一个人、第一个字。
他又写了第二个字。
“妈。”
这个字写得好一点，妈字的女写得不歪不倒的，马也写得不歪不倒的，两个字挤在一起，像两个人并排站着，不说话了，就那么站着，站着就够了。
第三个字。
“我。”
第四个字。
“好。”
第五个字。
“你。”
第六个字。
“好。”
他把这几个字连起来看了一遍。
爸，妈，我，好，你，好。
我爸我妈我好你好。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像，像一个小孩子乱画的几个符号，像一只鸡在沙地上乱走的爪印，像什么都不像的东西。但他觉得这就是他要写的，这就是他想说的，他想说的就是这些字，就是这些歪歪扭扭的、挤在一起的、谁看了都不认识的字。
他继续写。
“我上学了。李小军教的。会写很多字了。”
他想了想，又写了一句。
“家里的枣树叶子落光了。枣收了，晒干了，放在柜子里，等你回来吃。”
又写了一句。
“妈做了棉衣，你的，做了新的，挂在柜子里，等你回来穿。”
又写了一句。
“我在口袋里放了你的信，天天摸着，信还在，字还在，都好着呢。”
写到这里，铅笔停了。他看着纸上的这些字，每一个都认识，每一个都是他写的，但连在一起，他觉得不是他写的，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，坐在他不知道的地方，用他不懂的方式，写了一些他似懂非懂的话。
他看了看剩下的纸，还有很多，够写很多很多字，但他不知道还能写什么了。他想说的话好像都写出来了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写出来。他想说的不是这些，他想说的比这些多得多，比这些大得多，比这些远得多，大到他写不出来，远到他够不着，多到他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结束，从哪个字写起，在哪个字停下。
他把铅笔放下，把本子合上，站起来，走到里屋，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，和那两封信放在一起。三样东西了，两封信，一个本子，挤在一起，把枕头垫得高高的，像一个很大的包，像一个很小的坟，像一个藏了什么东西的地方。
他拍了拍枕头，站起来，走出来。
丽媚站在枣树下面，手里拿着那把破蒲扇，扇了一下，又扇了一下。天冷了，早就用不着扇子了，但她还是拿着，一下一下地扇着，像已经扇了一辈子了，像不扇就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了，像扇子已经不是扇子了，是她的另一只手，是她的影子，是她的一部分，拿掉了就会少一块什么，少一块就补不上了。
“妈，”晨光说，“我把信写好了，等邮递员来了，我寄出去。”
丽媚扇了一下，又扇了一下。
“写什么了？”她问。
“写了家里的事，写了枣树，写了枣，写了你做的棉衣，写了我口袋里放着他的信。”
丽媚的扇子停了一下。
“还写了什么？”
晨光想了想。
“写了等。”
“等什么？”
晨光看着远处，看着巷口，看着那个邮递员每天出现的方向。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风都没有，连鸟都没有，连一片树叶都没有。但他看着，一直看着，好像他看的不是那条路，不是那个方向，不是那个每天出现又每天消失的绿色的自行车。他看的是一个地方，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，一个他只能靠想象才能到达的地方，一个他的脚走不到但他的目光可以走到、他的心可以走到、他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可以走到的地方。
“等回来。”他说。
丽媚没有再问。她拿着扇子，站在枣树下面，站在光秃秃的枝丫下面，站在灰蒙蒙的天下面，站了很久，久到太阳从东边走到了西边，久到影子从左边转到了右边，久到那把破蒲扇从她手里掉到了地上，她都没有捡。
她站在那里，像一棵树，像另一棵枣树，光秃秃的，没有叶子，没有果子，什么都没有，但还站着，站着，站在风里，站在光里，站在时间里，站在所有那些谁也挡不住、谁也留不住的东西里，站着，等。
等一封信。
等一个人。
等一句话。
等…………就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