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子从闸北出来，一路疾驰，往法租界开。
夜已经深了，马路上没什么人。两边法国梧桐的叶子，被路灯照得绿莹莹的，密密地搭在一处，把天都遮严了。车子从底下过，光影一道一道地掠进来，在人脸上划过，又掠过去。
刘福宝靠在座椅上，不说话。
信揣在怀里，硬邦邦的，硌得胸口疼。
秦渡今晚在贝勒路，一幢三层的小洋楼，门口挂着两盏灯，亮晃晃的。车子刚停稳，里头就有人迎出来，秦渡自己站在台阶上，黑色的纺绸长衫被夜风吹的微微鼓起，衣摆时不时蹭过锃亮的皮鞋尖，手上夹着跟没点的烟，有一下没一下的转着，偶尔偏一下头，露出半截清俊的侧脸。
“三哥，这么晚”他的话说到一半，看见刘福宝的脸色，后半句就咽回去了。
刘福宝下了车，站在灯影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张振海死了。”
秦渡转着烟的手停了。他站了站，侧身往里让：“里头说话。”
客厅里开着电扇，呼呼地转着，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。刘福宝把信递过去，秦渡接过来看。他垂着眼，看的极专注，好看的眉峰微微凝着，看完又把信纸折好，轻轻放在茶几上。
“顾言深动的手。”他说。
刘福宝点头。
秦渡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撩开一条缝，往外看了一眼。外头是法租界的夜，静静的，偶尔有汽车过去，车灯在墙上扫过一瞬的白光。他把窗帘放下，回过身来。
“三哥，”他压低了声音，“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
刘福宝抬起头，看他。
“我听到了些风声。”秦渡走回来，在他旁边坐下，“陈先生那边，有几个人，一直想动一动。”
“陈梅生？”刘福宝的眉头动了动。
“是。”秦渡点头，“他手下有个叫蒋石安的，从日本回来，年轻，心气高，很有些手段，人也信得过。”
刘福宝不说话，只拿眼盯着他。
“三哥，”秦渡的声音更低了，“张大哥不能白死。”
刘福宝沉默了很久。客厅里只有电扇的声音，呼呼呼，呼呼呼。
“能见见他吗？”他终于开口。
秦渡站起来，走到电话机旁，拿起话筒，摇了几圈。
“接陈公馆。”
夜更深了。
车子从贝勒路出来，往蒲石路开。这一带更静，路两旁的花园洋房，黑沉沉的，只偶尔有一两扇窗户亮着灯。车子停在一幢灰色的小楼前头，不等人按门铃，门就开了。
开门的是个年轻人。
穿着竹布长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他把两个人让进去，自己走在前面带路，步子不快不慢，稳稳当当的。正是蒋石安。
客厅不大，陈设也简单。靠墙一张红木长案，案上供着一尊关公像，香炉里还有残香未灭。灯光是昏黄的，照着墙上的一幅字，写的是“天下为公”四个字，落款是“孙载之”。
陈梅生坐在太师椅上，见他们进来，站起身来拱了拱手。
“秦会长，刘三哥，深夜光临，必有要事。”
他没绕弯子。
蒋石安站在一旁，并不落座。陈梅生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石安，你也听听。”
他点点头，靠墙站着，垂着眼，不声不响。
刘福宝从怀里摸出那封信，递过去。陈梅生接过来，凑在灯下看。他看得极仔细，每一个字都看过去，看到最后，他把信纸轻轻地放在桌上，抬起头来。
“张振海是个人物。”他说，“死得可惜。”
刘福宝道：“陈先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要个说法！顾家的人想杀谁，就杀谁，什么约法，什么国会，什么民意，在他们眼里，都是放屁。”
陈梅生看着他，眼里的光，深得很。
“三哥想要什么说法？”
刘福宝不答，只把目光转向墙上那幅字，“天下为公”。他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张振海何罪？罪在功高？罪在名重？罪在湖北有人？”
陈梅生不说话了。
这时候，秦渡忽然开口了。
“要动，就在南湖。”
声音不高，却稳。刘福宝转过头去，看着他。秦渡坐在那里，迎着他的目光，眉骨高挺，鼻梁如削。那张脸任凭光线从各个角度落下来，都找不到半分破绽。
“南湖马队，是浙江新军的精锐。”这个时候蒋石安也开口了，他慢慢地说，像是在陈述一件寻常事，“队伍里，有我们的人。枪械足，地形熟，一旦发动，可以直取军械局。军械局一拿下，杭州城就是囊中之物。”
刘福宝问：“你就是蒋石安？”
陈梅生在旁边补了一句：“石安刚从日本回来，在东京时，就跟着孙先生。他说的这个，我掂量过，可行。”
刘福宝又盯着蒋石安看了半晌。蒋石安由他看，不躲不闪，那眼睛，沉沉的，像两口深井，看不出底。
“要多少人？”刘福宝问。
蒋石安道：“三哥肯出人，就够。”
刘福宝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外头是法租界的夜，梧桐树的影子，模模糊糊的。他想起振海的脸，想起武昌城头那碗血酒，想起刚才那封绝命书。
他回过身来。
“洪帮在浙江，能出二百人。”他说。
陈梅生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。
“三哥，这杯酒，先欠着。事成了，我请你喝。”
秦渡站在一旁，脸上还是没有表情。只是那双眼睛，微微动了动，从左到右，眼波流转间，像是一池春水，被风吹皱。
电扇还在转，呼呼呼的，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。
夜还长。